美国这次罕见资产泡沫至少包含三重内涵。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前两次开放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进一步开放的试错成本与规划难度都很高。
在失去了200年后，亚洲再次回到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的中心。最后如果以经常账户盈馀佔GDP的百分比来衡量一国投资基础设施的可动员能力，东亚的投资能力最强，甚至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西亚的人均电力消费接近全球水平的二分之一，而南亚的指标则继续远远落后于全球和亚洲其他地区。另一方面，本轮开放伴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加速提升，必然会受到美国等旧制度维护者的挟制—这意味着全面而系统地规划总战略十分重要。中国力图从规则的接受者变成动摇者。
进入 邵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亚投行 全球化 产能 资本 基础设施 。货币方面，随着贸易和投资主线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了自然的使命召唤。其中前5%的样本企业，每年要花170天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近一半。
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后，士农工商的地位格局就已经奠定，并且两千多年以来也没有根本根本改变。那么，为什么欧洲的商人地位较高并且可以推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呢？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各国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第二，权力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且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聂辉华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进入 聂辉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企关系 。
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本身就不好，更不好的是政府官员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还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背后都至少有一群参与腐败的商人。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资源少，再加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政府特别希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赶超战略。这样的政企关系让企业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确比博士后的学问还复杂。大西洋贸易和商人的力量，共同促成了之后的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19世纪的世界头号强国。发达国家的企业同样要处理政企关系，例如，通过聘请政府官员或议员担任企业的董事、高管或顾问来为企业谋利，美其名曰 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
于是，工资低、管制权力大的官员，和收入高、被管制的商人之间，就存在一种互惠的交易关系，腐败的温床早已铺就，就等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了。另一方面，企业主与官员打交道又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诚然，多元化的社会要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但一厢情愿地认定政企关系并不复杂的人，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从中国反腐的数据来看，官商勾结的腐败模式将政企关系逼入险境。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守规矩的商人若不与官员搞关系、做交易，必然被不守规矩的不良商人打败，最终大家一起陷入所有人都有罪的困境。第一，信息不对称，政策不透明。
既然作为亚洲首富的王健林都坦诚政企关系很复杂，那它一定不简单。我们统计了2000-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大约95%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
例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2002-2012年利用其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的职务便利，为山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等人在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收受三千五百多万元贿赂。一方面，企业主希望官员来本企业考察工作，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数据图景下的中国政企关系中国的政企关系究竟是不是很复杂？这是一个实证问题，而不是一个规范问题。可以多批准几个，也可以少批准几个。所有这些做法，都可以在政策上找到依据，都是合法的。长期来看，要构建正常的、符合法治精神的政企关系，就必须不断提高政府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减少官员的信息租金，同时限制和规范权力的运行过程，此外还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
在中国这种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语）环境下，一个商人要上项目，做投资，就必须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做朋友，而且必须打点上上下下所有部门，阎王小鬼一个都不能少。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这些政府补贴的范围和申请程序，相关信息很多都没有及时、准确地公布，因而最终那些拥有信息优势的人获得了政府补贴，而这些人未必是最需要补贴的。
英国是海洋国家，比较依赖国际贸易，这种高风险、长时期和远距离的贸易活动不是政府的比较优势，因而凸显了商人的地位。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商人远离政府，就是远离信息，就是远离商机，最终很可能远离市场。
几天之后，中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发表评论文章，认为政商关系没那么玄乎，大道至简，官商能做到各安其道而又并行不悖，有交集而无交易，就不会最后沦为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有一天，中国最聪明的人才不是如过江之鲫般涌向政府，而是川流不息地融入商场，那一天中国的政企关系就正常化了，官员和商人便各尽其才、各得其所了。
例如，一个企业的投资项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可以快点批准，也可以慢点批准。中国自古以来，商人和官员就不是平等的地位。但与政府官员走得太近，一旦东窗事发，恐怕就要跟着官员身陷囹圄。
我认为，中国的政企关系从古至今都很复杂。第三，官商之间从来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举例来说，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有名目繁多的补贴，光是一个中央部委恐怕就有几百种乃至上千种补贴。在短期内，如果反腐败行动变得更加规范化、法治化，同时政府取消更多无效率的管制政策，那么政企关系有望进一步纯化。
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这样的条件从来就不具备例如，一个企业的投资项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批准，也可以不批准。
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人多资源少，再加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政府特别希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赶超战略。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后，士农工商的地位格局就已经奠定，并且两千多年以来也没有根本根本改变。可以快点批准，也可以慢点批准。一方面，企业主希望官员来本企业考察工作，这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重视和支持。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对中国大陆30个省份12000多家企业的调查数据，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大约要花58天和政府的四个主要部门（税务、公安、环保、劳动与社会保障）打交道，占全年时间的大约六分之一。例如，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2002-2012年利用其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发改委的职务便利，为山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作文等人在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与其子刘德成共同收受三千五百多万元贿赂。
诚然，多元化的社会要允许多元化的观点，但一厢情愿地认定政企关系并不复杂的人，我觉得多少有一点坐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中国特殊的复杂政企关系的制度根源是不是只有中国的企业要处理政企关系？当然不是。
我们统计了2000-2014年795个副厅级以上贪官案例，发现大约95%的贪腐官员涉及接受商人贿赂。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腐败的官员背后都至少有一群参与腐败的商人。
